《茶馆》写于1956年10月到12月，发表于1957年7月。发表之后，收获了不少时代弄潮儿的批判和嘲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作者悼念的心情太重”。
40年代，老舍说：“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说过这话之后，怹写了《四世同堂》，大赤包、冠晓荷、蓝东阳、李空山……一个比一个无耻，群魔乱舞，但是小说本身悲情洋溢。
《四世同堂》之后，新中国了，老舍就没什么写“最悲的悲剧”的机会了，直到1956年“百花年代”。这一年，怹写了《茶馆》。庞太监、马五爷、大小唐铁嘴、大小刘麻子、大小二德子、大小吴祥子、大小宋恩子……再一次群魔乱舞，比《四世同堂》闹得欢势。人艺排演的时候，焦菊隐导演砍掉了尾巴上的沈处长，把戏结在王掌柜自杀上，让《茶馆》显得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了。王掌柜最后走出观众视线时候，有个大大的静场，压抑之至，然后，缓缓地，从茶馆大门透出越来越强的光亮，伴随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
其实，老舍想写的是那个“充满了无耻的笑声”的悲剧，是形喜实悲，而不是形悲实喜。焦菊隐导演虽然厉害，但是把老舍的本意搞拧了。当然，这是时代原因，不可强求，焦先生也不是圣人。
《茶馆》是世纪初话剧引入中国以来本土化做得最好的一部话剧，糅合了相当强大的戏曲和曲艺的元素，却浑然天成。因此，甚至出现了很多《茶馆》控，他们能一字不落地背诵《茶馆》台词，这里积淀了诸多非时间能够冲刷的对已经风流云散的美好事物的留恋之情。现在离老舍写《茶馆》、焦先生排《茶馆》，五十多年过去了，整整一部《茶馆》的时间跨度。所以有好事者整了这三十九集的新《茶馆》。但是，边看电视剧，还是忍不住要发问，这部剧的贯穿主题是什么？掌柜、伙计、太后、太监、大兵、便衣、流氓、土匪、巡警、戏子、国军、共军……这么些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为了图一个热闹吗？老舍写话剧的时候显然有他深切的寄托，他写的是绝望的人间世，是文化和礼仪道德的衰亡，是保守主义的无法维持。新《茶馆》，情节过于丰赡，但是看下来总不免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怅然。我们还是要用更严苛的标准衡量一下，问一问，“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做到了吗？
回答是，悲则悲矣，无耻的笑声，大打折扣了。相比人艺舞台剧《茶馆》的各种夸张造型，相比老舍原著的各种夸张台词，电视剧《茶馆》大大地收敛了，它温情而又缠绵。首先，人物的形象，温润有余了——王利发没有了商人的市侩气和小心眼儿，常四爷一股知识分子派头，刘麻子不再大鸣大放地冒坏水儿了，连庞太监为找丢了的“小少爷”也“父爱”满满了。其次，因为故事被人为地抻长，很多在舞台剧里有强烈表现力的片断如七宝楼台被拆得七零八落，没有什么冲击力了。比如《茶馆》第二幕，老裕泰老店新开，倒霉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王掌柜一个人疲于应付，这些事情必须搁一块堆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能让人笑到欲罢不能、惊到欲哭无泪。像现在这样，打散了揉进电视剧的十好几集戏中，气就完全泄了，一个个琐碎的过场而已。
